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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卷琳琅——赣图典籍赏介|春秋四传

发布日期:2025-10-12 15:52    点击次数:184

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江西省图书馆推出“万卷琳琅——馆藏珍贵典籍赏介”栏目,精选馆藏珍贵古籍,引领读者感悟典籍之美,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本期为大家介绍江西省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吉澄刻本《春秋四传》。

《春秋四传》三十八卷《纲领》一卷《提要》一卷《列国东坡图说》一卷《春秋二十国年表》一卷《诸国兴废说》一卷,明嘉靖吉澄刻本。开本高29.2厘米,宽18.1厘米;框高20.2厘米,宽14.1厘米。半叶九行,行十七字,小字双行同。白口,左右双边。入选第二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当宋朝南渡风雨飘摇之际,胡安国独抱一部《春秋》,写尽漆室之忧,抒发黍离之悲,竟使冷简残编化作济世方舟。他昭明的大义、大法,如星日般炳焕,终不可磨灭。至今展卷,犹觉简端风雨袭人,纸上戈鋋闪动;一位儒者的孤怀,与万里江山同样峨峨不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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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道辨事、微言大义的《春秋》

《春秋》本是鲁国史官逐年逐月的大事记,起鲁隐公元年(前722),迄哀公十四年(前481),凡二百四十二年。孔子以“义”为标准,行“笔则笔,削则削”之权,将旧史升华为“微言大义”的教科书。其纪事极简略,却于用辞、次序、详略之间寓褒贬,后人因称“春秋笔法”。经此一变,一部别国史记跃为“五经”之一,亦史亦经,亦为后世争论埋下伏笔。

孔子没后,弟子口说不同,解释渐歧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战国末已出现“邹、夹、公羊、穀梁”四家,后两家独得写定,与《左传》合称“三传”。三传来源、体例、宗旨各异,形成鼎立之势。春秋末左丘明恐孔门“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”,故广搜鲁史遗文,成书三十卷。其体例先经后史,以详赡的叙事补足经文一句之略,使攻伐、会盟、弑立等史事本末昭然,亦间或评骘人物,暗寓褒贬,但宗旨在“存史”,故后世视为“史传”。《公羊传》由战国时公羊高口授,至汉景帝时写定。其书逐字设问,随文释义,专求“微言大义”。好讲“大一统”“张三世”“通三统”,把鲁史条目变成政治哲学命题。董仲舒即借此推衍“天人三策”,使《公羊》学成为西汉显学,汉代以《春秋》决狱、论治皆本于此。《穀梁传》旧题战国穀梁赤所撰,初由口授,西汉景、武之际写定,亦用问答体,却更细究日月时例,或书日、或不书日,或月或时,皆寓褒贬,例密而旨峻。

汉武帝立《公羊》于学官,设博士,遂成今文《春秋》学正宗;西汉末刘歆校中秘,始尊《左传》为古文经学,与今文抗衡。东汉白虎观会议调和两家,郑玄更遍注三传,主左而兼采公、穀,格局暂定。然“以经议政”之风已开,《春秋》由史书彻底变成“政法大全”。

两汉之后,王肃、杜预出,左氏得义疏之盛;范宁注《穀梁》,徐彦疏《公羊》,三传各有专门。唐孔颖达奉敕撰《春秋左传正义》,左氏地位跃居三传之首,而《公》《穀》渐成备官之学。

宋儒厌汉唐琐屑,朱熹等主张“即事求理”,以《春秋》明“天理”。胡安国撰《春秋传》,杂采三传而参以理学,元明科举奉为程式,《胡氏传》成为士子必读之书。

霜笔秋例——胡氏以〈春秋〉立天下之法

胡安国(1074-1138)字康侯,建宁崇安(今福建武夷山)人。二十四岁考中进士,被哲宗钦点为探花。曾在太学当博士,从不巴结权贵。后来做过湖南、成都的教育官员,父亲去世后守孝,之后多次称病不肯做官,朝廷多次任命他都推辞。绍兴年间短暂复职,又遭贬,多数时间在修书、讲学。六十五岁去世,朝廷赐谥号“文定”。生平见胡寅《先公行状》(《斐然集》卷二五),《宋史》卷四三五本传。

胡安国画像

胡安国的学问根子扎在北宋二程的理学土壤里。虽说没有当面拜过程颢、程颐,却一心追摹,终身奉为圭臬,人称他“私淑洛学”。绍兴初年,宋高宗在临安设讲筵,想听胡安国讲《左传》,他却回说《左传》辞藻虽美,只是驰骋文采,失了大义,读来徒耗光阴。原来胡氏认为《春秋》才是“经世大典”,不仅是记言的史书,而是判断天下事的律令,孔子撰《春秋》一笔就是一法,一字就是一戒。胡氏亦欲章宪《春秋》的笔削大义,以救南宋飘摇半壁江山。为此他花了整整三十年,其间的甘苦,他自述得极详细:头十年,遍读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以及邹、夹各家,只求广博,结果只拾得糟粕;第二个十年,把自己的见解也写进去,稿册成堆,仍觉心里不踏实;再过五年,删繁补阙,又觉昨非今是;又五年,旧说十之七八被砍掉,书才略具规模。稿凡数易,至绍兴五年(1135)奉诏缮写进御,即今所传《胡氏春秋传》。书成后两年,胡氏还不断精进,感叹愈玩味愈觉圣人心思深不可测,笔舌终究难穷其妙。

湖南湘潭重建胡安国创办之碧泉书院

这部书的其书大旨,约有三端:一、以“天理”“人欲”为纲:圣人笔下一褒,便说是“存天理”;一贬,便说是“遏人欲”。标准森严,像秋霜烈日,令人知所敬畏。二、以“时事”证经:每逢“尊王攘夷”“诛叛讨逆”等条文,便把靖康、建炎的国难拿来对照,金人即戎狄,权臣即叛党,读之可激起复仇之心,立下拨乱之志。三、以“断例”立法:把《春秋》书法比附刑律,分“大义”“微文”,开卷了然,可据以断大事、决大疑,简直把孔子的笔削当成萧何的律法。胡氏通过发挥,把《春秋》一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教科书。在他的《春秋传》中,充满了他对政治原则、政治伦理乃至政治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等等的理解。

胡安国《致伯高太博尺牍》手迹

胡安国《春秋传》对后世影响极大。朱熹评价胡氏《胡氏春秋传》:“议论有开阖精神,然不无牵强。”意思是《胡传》敢于并且善于指陈时政,借古论今,有一股纵横家的气魄,寥寥数语中能起雷霆,读之令人振奋;有时却深文周纳,求褒贬太详,失却圣人笔削的本旨。元明以后,科举专用胡安国《春秋传》,天下士子便奉为范本,人人必读。

嘉靖风雅入春秋——吉澄本仿欧字与版式革新

《四库提要》卷三十春秋类存目收《春秋四传》,云不知何人所编,且以其本为元刻本。其实四库馆臣所见为明嘉靖十一年(1532)建宁府刻五经集注本《春秋四传》,该本中《左氏传序》篇后有福建按察司下建宁府牒文一道,云:“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,照得《五经》《四书》,士子第一切要之书,旧刻颇称善本。近时书枋射利,改刻袖珍等板。款制褊狭,字多差讹,……恐致益误后学。议呈巡按察院详允,会督学道,选委明经师生,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,重复校讐。字画句读音释,俱颇明的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记》《四书传说》款制如旧,《易经》加刻程传,恐只穷《本义》,涉偏废也。《春秋》以胡传为主,而左、公、谷三传附焉,资参考也。刻成合发刊布,为此牒仰本府着落当该官吏,即将发去各书转发建阳县,拘各刻书匠户到官,每给一部,严督务要照式翻刊。”牒文言《五经》《四书》刊刻事,其《书》《诗》《礼记》《四书》皆如旧之款制,而《易》则加刻程颐《易传》,《春秋》则以胡安国《春秋传》爲主,附加左、公、谷三传。由此可知当时并无《胡传》加刻三传后之旧刻本,而此《春秋四传》乃福建提督学道衙门主持新编之本。

重庆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建宁府刻本

此后《春秋四传》皆以此为祖本,江西省馆藏明嘉靖吉澄刻《春秋四传》乃建宁本之翻刻本,卷末皆有“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吉澄校刊”牌记。吉澄字静甫,号山泉,直隶开州人,明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至三十六年(1557)间任福建巡按御史,此本即刊刻于此时。吉澄刻本虽是翻刻,但有自己之面貌。建宁本粗黑口、双顺鱼尾、四周双边,字体笔画曲折,起笔多带尖钩,典型的福建元刻本风格。吉澄本白口,左右双边,用是嘉靖朝苏杭刻书流行的仿欧体字,版式疏朗,纸色秋云,墨若髹漆,兼得宋版儒雅与明版精严,考版心刻工姓名亦多有苏州刻工,生动地反映了典型嘉靖本风靡全国的现象。

明嘉靖吉澄刻本

收藏与流转

该书钤印有:小万卷楼、莲塘方其道所藏经籍记、致之读过、廖士翘印。前三印是方其道之物,后一印是修水廖士翘之物。二人乃同学故友,皆为民国时期江西著名藏书家。廖士翘(1892─1951),字卓如,江西修水人。少入南昌陆军小学,旋升保定军校,再赴日本士官学校攻工兵科。1923年返国,历任广州军政部少校参谋、第六军教导营长、黄埔军校工科学生队主任,随军北伐。1928年,蒋介石创设军官教育团,聘为少将参议兼地形学教官。1932年返赣,先任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武宁县长,翌年擢江西全省保安处处长,晋中将。抗战期间,率保安部队转战鄱阳湖滨,屡挫倭锋。1946年解甲,执教乡梓,思想日趋开明,掩护地下工作,助力南昌易帜。1951年在“镇反”运动中被错误杀害,1986年得以平反。

廖氏虽半生甲胄,却嗜书成癖,藏书丰富,其精椠多源自方其道旧藏。方氏晚岁家贫斥卖典籍,1942岁暮廖氏偶过赣县街市,见古籍狼藉,询知出自方宅,遂斥资购得《韩文》《柳文》《春秋四传》《山海经》等十余部,皆嘉靖精椠,纸白墨莹,抚之忻然。方氏殁后,遗书星散,亦多归廖氏,今江西省图书馆所藏善本,凡钤“莲塘方冀道所藏经籍记”者,大半经廖氏递藏,完璧归公,至今犹散清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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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江西省图书馆

初审:徐志强

复审:欧阳剑

终审:陈 鸥

发布于:北京市